第119章 盛世合集（15）
开元盛世，又称“开元之治”，是指唐朝在唐玄宗治理下出现的盛世。据传开元年间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因当时年号为“开元”，史称“开元盛世”。
唐玄宗登基以后提倡文教，任用贤能姚崇，宋璟等，改革官职，整顿吏治，励精图治。
政治上，唐玄宗改革机构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重用贤臣，修订律法。经济上，唐玄宗制订经济改革措施：打击豪门士族，解放劳动力；改革实施食封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减轻人民负担；打击佛教势力，大力发展农业。军事上唐玄宗对兵制进行改革，在边境地区大力发展屯田，扩张疆域，唐朝在东北设置了靺鞨都督府、室韦都督府、黑水都督府、渤海都督府等，中国历史上首次将东北三省全境纳入中国版图。[1]文化上，提倡文教，重道抑佛，人才辈出。唐玄宗还改善民族关系，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开元年间，经过唐玄宗的励精图治，唐朝国力达到鼎盛，形成了“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的盛世局面。[2]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加上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使得天下大治。“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3]此间，唐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人口大幅度增长，天宝年间唐朝人口达到8000万人。商业十分发达，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城市繁华，对外贸易十分活跃，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商贾云集。
背景
武则天以后，唐朝政局动荡，直到唐玄宗即位，才稳定了局面，使政局为之一新.唐玄宗统治前期，农耕技术有很大发展，手工业发达，丝织技术高超，饮茶之风也在全国范围盛行。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历史上称为“开元盛世”。[4]
武则天被逼退位之后，唐王朝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混乱期：先是武三思与韦后、安乐公主勾结，害死于唐中宗复位有功的“五王”；而后太子李重俊率御林军杀死武三思、武崇讯，而其也被韦后部下所杀；再而后，韦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中宗李显，立傀儡李重茂为少帝，自己总揽大权，垂帘听政。韦后肆无忌惮，安乐公主公开卖官，朝政异常腐化。武后退位后八年的时间里，政变迭起，政局动荡。
景龙四年（710年）六月庚子日，相王李旦第三子和其姑母太平公主共同精心谋划，发动政变闯入宫中杀死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铲除了韦武集团，并迎相王李旦入辅少帝，后来又拥其为帝。
景云三年（712年），唐睿宗李旦让位于李隆基，是为唐玄宗。此时的太平公主已由以前的同盟变成了唐玄宗的强大对手，“宰相七人，四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开元元年（713年）七月，唐玄宗得知“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乱”，立即动手，斩杀公主党徒常元楷、李慈、萧至忠、岑羲，窦怀贞自缢，太平公主被赐死家中。
唐玄宗粉碎太平公主集团后，立即“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并流放郭元振，斩杀唐绍扬威皇权，并逐步将功臣，诸王外刺（调离出京，到外地任刺史）。皇权稳固之后，玄宗开始整顿朝纲，任用贤能。
唐玄宗不仅极有胆量和魄力，而且精通治国方略，深知用人乃治国根本，而且其也很善于发现人才（早年）。姚崇、卢怀慎、宋璟、苏颋、张嘉贞、源乾曜是开元前期玄宗精心选拔的六位宰相，均是通晓治国方略，尽心操劳国事的名臣。唐玄宗依靠这些贤臣在稳定政局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
唐玄宗不仅极有胆量和魄力，而且精通治国方略，深知用人乃治国根本，而且其也很善于发现人才（早年）。姚崇、卢怀慎、宋璟、苏颋、张嘉贞、源乾曜是开元前期玄宗精心选拔的六位宰相，均是通晓治国方略，尽心操劳国事的名臣。唐玄宗依靠这些贤臣在稳定政局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
建制谏官，恢复谏议制度。完善法制，删辑律令格式，编纂《唐六典》。农业上静民劝农，检括户口，开垦荒地，提高亩产。设置四监管理官府手工业，民间手工业也发展迅速。繁荣商业，金融机构柜房出现，互市与海外贸易发达。
正是由于开元初期君臣一体，上下同心，全国经济迅速繁荣，迎来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开元盛世。
历史沿革
开元二年（714年）正月，唐玄宗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号“皇帝梨园弟子”。[7]二月，销毁象征世界中心的“大周万国颂德天枢”。[8]七月，下令销毁宫中的服饰车马、金银器玩，用来弥补军费；并在殿前焚毁珠玉、锦绣，规定后妃都不能戴珠玉、穿锦绣；天下妇女的服装都要依顺丈夫和儿子的，已经织成的锦绣全染成黑白色，禁止天下采珠玉和织锦绣，并罢免两京（长安、洛阳）织锦坊。
开元四年（716年）二月，松州都督孙仁献发兵袭击吐蕃于城下，大举攻破吐蕃。
开元五年（717年），唐明皇李隆基至东都洛阳，大赦天下，又在紫微城接见日本第八次遣唐使（随行人员主要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同年于东都紫微城改明堂为乾元殿，又于乾元殿东廊写四部书，因号乾元院。次年改为丽正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书院”机构由此产生。
开元五年（717年），唐明皇李隆基至东都洛阳，大赦天下，又在紫微城接见日本第八次遣唐使（随行人员主要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同年于东都紫微城改明堂为乾元殿，又于乾元殿东廊写四部书，因号乾元院。次年改为丽正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书院”机构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