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章 盛世合集（8）
汉景帝时的晁错是比贾谊更务实的政治家，也更加勇敢。晁错指出今天虽然法律“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他提出“损有余补不足”的理财思路，以捐献粮食授予爵位的方式，诱使富人去购买农民的粮食来实现重农国策。他劝景帝勇敢地接受权贵集团的挑战，得到了景帝的重用，但也受到权贵们更多的攻击。景帝在打击豪强方面，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特别是任用郅都、王温舒、严延年、宁成等所谓的酷吏，痛诛不法豪强。史书上说“流血十余里”，“余皆股栗”，“豪强肋息，威震旁郡”。晁错的父亲从老家赶来劝阻儿子说：“你这样做，刘氏安矣，而晁氏危。”晁错父亲受不了压力而服毒自杀，晁错也在后来的七国之乱中被杀害。贾谊和晁错的主张先后被文帝和景帝接纳并实行，作为“文景之治”的重要功臣一直被后世称颂。
财政集权
最初对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缓解汉初的财政困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地方也能因地制宜的实行一些惠民政策，如齐国工商业发达，又有渔盐之利，便不征农业税。吴国则有铜山、海盐能获巨利，故无赋税。
文化
汉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景帝，下至郡县官都逐渐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汉景帝末年任命文翁为蜀郡太守，文翁首创了郡国官学。
对于思想，汉景帝也不再严厉禁止其他学派的发展。当时的西汉初期，朝廷流行的黄老学派，即以黄帝和老子命名的学派，主张无为而治，轻徭薄赋。景帝在提倡黄老的同时也让包括儒家学说的其他各派存在、发展，这为后来董仲舒学说的发展以及被汉武帝的重视采用提供了前提条件。
民族
匈奴
汉文帝即位后，不仅内政复杂棘手，边事也十分严峻，在国力不强的情况下，面对“胡强南劲”的形势，汉文帝采取了正确的策略，终于赢得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自白登之围来，汉廷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虽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并不能根本解除匈奴的威胁，双方一直处于战和不定的状态。
文帝后二年（前162），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帝在位期间，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
文帝在位期间，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
景帝继续采取和匈奴和亲的政策，对匈奴进行安抚。同时在匈奴的边界地区设立关市，和匈奴贸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匈奴的骚扰。[19]景帝还把来降的匈奴封为列侯，汉匈两族“通关市”，足见这一时期的边境关系是比较友好和安定的。
南越
吕后时代严格控制关市，在铁器等先进生产工具的流通方面对南越国实行封锁。南越王赵佗采取和中央政府相对抗的态度，自立为南越武帝，又发兵北上，进攻汉王朝南边的长沙国。在吕后发军击南越以后，南越与汉王朝正式进入交战状态。因为气候条件的不适应，汉军不能越过南岭，两军事实上在南岭一线相持了一年之久，吕后去世方才罢兵，于是出现了所谓“佗得以益骄”的局面。
文帝即位后，改变扼杀政策，采取安抚政策，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马牛羊等。并派人修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坟，置守邑，岁时祭祀。又撤掉进攻南越的军官，拜赵佗的兄弟做官。然后，遣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在文帝诚意的感召下，赵佗谢罪称臣，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岭南地区从而赢得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到武帝时期，经济文化发展已有较大发展。
汉廷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友好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社会
文帝即位后，颁布了《振贷诏》、《养老诏》等诏令，以振救、抚养贫困年老的百姓。他因长期生活在代地，对下层社会多有体恤。
影响
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在薄税劝农，与民休息的政策指导下，经过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来了西汉前期的太平盛世。[21]
首先是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从汉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后共62年间，西汉王朝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农民的负担是最轻的。从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在这期间，农民来自农业税的负担没有了，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西汉前期七十余年农民负担一直很轻是历史上公认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会安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外，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这样的安康和谐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经济发展，国家财政充实。由于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国家财政与建国初相比，出现了天壤之别。如文景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财政实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少见的。
由此可知，西汉以“文景之治”为标志的太平盛世，是通过轻徭薄赋政策取得的。汉初“无为而治”的国策，也不是无所事事、放任自流的“无为”，而是积极“有为”的。那就是为农民建立平静稳定的生产环境，努力把对农民生活生产活动的干扰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证农民的劳动得到稳定的报酬。在排除农民生产干扰方面，一是减轻政府对农民的赋役负担，二是打击豪强对农民的侵害；在保证农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减免农业税，一方面通过财税政策稳定物价。太平盛世，国家的财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标志，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农民的富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