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尔笑了，他一开始只是不明白志愿者活动为什么和皇室子弟找老婆能联系起来，但是等李昭瑢解释了后，他就已经全然明白了其中的门道，因为他的不归奴组织在最早期，他本人还是一位学生的时候，就参与、组织了大量的志愿者活动。
年轻人尤其是没有工作的学生，都喜欢参与志愿者活动，因为这显的自己高尚，有奉献精神，可以成为吹嘘的资本。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真的参与其中的，大浪淘沙，时间长的志愿者活动完全可以把那种虚荣、滥竽充数的家伙筛选出去。
但并非坚持参与的学生都是合格的，志愿者活动本身就为了服务和奉献的，但其中也有投机者存在，这些投机者参与并且长期参与是有目的的，无外乎名声、利益和某个人。
巴格尔解救不归奴的组织之中就有大量这样的人，其中一些潜伏的很深，还是与裕王接触的时候，理藩院、安全局给出的名单，其中一个副手，一直以奉献无私的面貌出现，却在十一年的时间里贪污了超过七万元的组织经费。
而放在李昭瑢所说的这件事里就没有这么恶劣了，学生一般不是为了贪财，就算是，也就是一些小便宜。有些人是为了名声，而巴格尔认为这并不多么过分，付出就应该有回报，志愿者活动得到的回报不可能是钱，而适当的鼓励、表彰是可以的。
但是学生都处于情窦初开的年纪，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多情呢。所有有些能长期参与志愿者活动的人并非是为了活动本身，而是为了某个人。在学生时代，巴格尔就知道，如果能说服一个漂亮女孩加入活动，就能带来很多男孩子加入。帅哥同样对美女也有吸引力。
这样的人也好甄别，那就是随机且周期性的编班分组，不能靠近自己想亲近的那个人，自然也就会退出的。
至于为什么要有责任心却不许有事业心，其实也很简单，有事业心的女子就算与皇室子弟有了感情，当表明身份、谈婚论嫁的时候，也很难成功。虽然自李明勋时代起，帝国就一直循序渐进的推动男女平等，但问题在于，皇室的地位是特殊的，皇室女眷能从事的工作也是有限制的，一般都是公益性的。这对一个有事业心的女子绝对是惩罚。
巴格尔想起自己的妻子司徒兰，当年就是一起参与志愿者组织的同学。两个人磕磕绊绊多年，终于走到了一起，却没有得到司徒家的公开承认。不免以过来人的身份提醒李昭瑢：“王爷，感情这种东西是最不可预料，也是最难以控制的。爱情火花的点燃，先被烧光的是理性，其次是智慧，最后是原则。”
“但愿我也能找到一个让我疯狂让我不顾一切的女子。这样我也就解脱了。”李昭瑢说道。
“是吗，这是为什么？”巴格尔问。
李昭瑢：“皇室秘密，不可明说。”
当初巴格尔被关押在诏狱的时候，李君威曾经带着几个皇室子弟去看过他，还询问了很多问题。巴格尔当时和纳亚等朋友讨论，认为这是皇帝、裕王对皇室子弟的一种考察。事实上那确实是一次考察，只不过并不特别重要。因为所有去的孩子年纪都太小了，心性未定的他们在考察之中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
而皇室对于皇室子弟最大的考察其实是公开的，这一点李君威对唯一一个接近成年的侄子李昭瑢说过，这个考察就是婚姻。李明勋倡导了皇室婚恋自由，实际也是一种考察。
皇室第二代之中，在婚姻上表现的各有千秋。长子李君度与沈有容的结合并不是因为爱情，双方之间有好感，但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联姻。
沈家在明朝就是名门望族，到了新朝是南洋大富豪，而当时沈有容面临着长辈决定婚姻的情况，在所有选择之中，李君度是最好的选择。而李君度当时有意皇位继承，想要借此得到帝国新兴资产阶级的认可。之后李君度独立门户，婚姻就更简单了，无论和李昭瑢的母亲迪丽古丽的结合，还是现在的后宫，全都是政治联姻。
而幼子李君威对于婚姻的态度很随意，裕王妃与裕王的结合确实是因为爱情，但李君威也不是一个专情之人。他的身边从不缺少女人，以至于李君度曾经评价，自己的弟弟像收集邮票一样收集女人。李君威有过很多女人，但娶回家的只有八个，这八个全都是太后、太妃和皇帝在李君威不在国内期间送至他身边照顾的女官，出身都不高。
这些女人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就是漂亮，第二就是虚荣、贪婪。她们都因为贪幕李君威的财富而被选中，李君威可以轻易得到她们，在抛弃她们的时候也没有心理负担。
在李君威的晚年，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婚姻：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但我能控制我的感情。
但是李君威又是理性的人，所以纵然他是兄弟之中拥有女人最多的一个，但从未在这方面出过问题，也从未因为女人坏事。
而兄弟三人之中，皇帝的婚姻最为曲折，皇后是大明遗孤、忠嗣团成员，这种出身的女子与皇室子弟结合原本是最不被允许的，虽然在这方面，李君华疯狂了一把，但是在后来的处理上，他表现出了足够的理性和智慧，让他在皇位竞争中，婚姻成为了加分项而非减分项。
这就是帝国皇室对于婚姻的看法，两代皇帝都认为，皇帝的婚姻最好有爱情，连爱情都没有人，人性是不充分的，是不适合当一个皇帝的。但爱情亦不能成为全部，也不能为爱情而疯狂，太重感情的人也做不了大事。这也就是李昭瑢为什么说，找到一个让他不顾一切的女子就能解脱。
只要李昭瑢表现出对感情的疯狂，他就自然被踢出政治权力的圈子。
巴格尔对李昭瑢还是了解的，大部分了解出自于孙为公口中，这个少年郎很聪明，或许是在皇室之中的特殊地位，他做事非常谨慎，从不过多的表现自己，但是也没有因此走到混吃等死的地步，这也是巴格尔经历不归奴这件事后，对帝国皇室巨大改观之一。
李昭瑢的问题就在于，因为祖辈、父兄们的高光表现，他有着强烈的荣誉感，因此想要做些什么来证明，但是又因为本人的特殊地位而不敢涉及政治太多，这一次前来南疆协助外藩改制，还是裕王李君威亲自向皇帝提及的。而李昭瑢在这次行动中，也没有过多的自我行动，或许是因为年龄太小，他还是缺乏一些自信的。
“我听说您在西疆期间，考察了本地的农业活动？”巴格尔问道。
李昭瑢点点头，说道：“我身上有一半叶尔羌人的血脉，我很想为我的母族做一些事情。而这个愿望我告诉了裕王叔，王叔给了我这么一个课题。只不过，现实的情况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什么情况？”巴格尔问道。
李昭瑢感慨说道：“叶尔羌故地，实在是太贫穷了，比我到过的任何地方都贫穷。经过陕西时，我去黄帝陵祭祖，陕北高原的情况都比之这里好得多，后来我去了宁夏，宁夏地区也好很多。河西走廊也是如此。”
巴格尔知道李昭瑢为什么举这几个地方，河西走廊的环境与南疆差不多，而宁夏的民族、宗教与南疆类似。
而一路西来，巴格尔也发现，天山南路的叶尔羌故地，是帝国最穷困的地方。出了吐鲁番和哈密，这里几乎没有矿业和工业，只有农业和牧业，而且种植的经济作物也很少，牧业也是较为原始的状态。而经济状况恶劣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叶尔羌故地受帝国政治约束太大了，轮台地区还说，在天山南路，叶尔羌人聚集的地方，宗教局是比绥靖公署、参赞大臣衙门更为重要的职能部门。
巴格尔说道：“其实没有什么好比的，宁夏与河西走廊虽然有不少信仰天方教的帝国百姓，但与叶尔羌故地完全不同，几百年的历史中早已地方化，虽然帝国建立前后，从西亚引入的门宦有所发展，但是帝国建立之初就立刻被遏制住了。世俗化做的非常好，与国族融合的也相对融洽。
但是叶尔羌故地则有所不同，这里盛行了数百年的天方教是受西亚影响的。帝国的宗教改革也不过十几年时间，并不能改变所有人的思想。早些年，我也有些不明白帝国的宗教政策，甚至以为帝国要消灭宗教，但是现在我渐渐理解了，帝国并不是要消灭宗教，也不是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借助宗教剥削百姓，实际是想把宗教世俗化、规范化。”
“可管理的太严格了，甚至连经济都无法发展，百姓生活都不能改善。”李昭瑢说道，以至于握住了拳头。
巴格尔呵呵一笑，说道：“如果不管理，经济一样不能发展，百姓生活也不能改善。想要发展经济，其中一点就是思想要开放，我不是他天方教徒，但是我自幼生活在草原上，我还记得，家乡的那些牧民，总是会省吃俭用，把积攒的一辈子钱送到上师们手中。没有消费提高，怎么会有商业的发展？如果按照叶尔羌旧有的宗教思想，那么女人不能出来工作，现在发展最迅速的纺织业又怎么出现在这里呢？连杀羊宰头牛都要经过宗教人士的同意。这种对人的严格控制，也是改善不了老百姓的生活。
宗教的枷锁要砸碎，这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如果想要在短时间进行，必然会引起大规模的反弹，那个时候就会死人啊。”
（建国初期，那位十四世的家里，有黄金十六万两，白银九千五百万两。还有两万多件珠宝玉器。想想都觉得恐怖）
“可巴格尔先生，这种控制是不是对本地百姓的不公和区别对待呢？”李昭瑢问道。
巴格尔听了这话，明白了李昭瑢为何会和自己聊这个话题，刚才那句话，他在为不归奴争取自由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说过，李昭瑢或许是希望自己能为叶尔羌百姓争取一些，或者是讨教如何去做。
“王爷，其实人们对我过于神话了。”巴格尔说道：“天下人以为，是我为帝国边疆区的受压迫群体争取了平等，实际这是错误的。这其实是皇帝陛下与裕王殿下的功劳。我只是一个民间人士，并没有这样的能量，而皇室这样做，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进步的，于国有大利。而从操作的角度上来讲，皇上与裕王支持我，也是到了可以做的地步。
内疆区的外藩领民，忍受了三十多年的压迫，才迎来了今天。而叶尔羌百姓呢，加入帝国才多久？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或许还未到达这种程度吧。帝国的政策从来都是循序渐进的，王爷，您可不要揠苗助长啊。
我想，这才是裕王殿下给您的真正课题。”
李昭瑢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叶尔羌的百姓所需要的。”
巴格尔闻言，哈哈大笑：“您这些话，让我想起了读书的时候，经历的一个笑话。那个时候在北京归化大学的图书馆，在午餐期间是可以讨论的，时年，裕王爷西征到西津，大家讨论的都是国际局势。我们讨论的热火朝天，而图书馆里打扫卫生的大妈问我们，那位上帝是不是喜欢热闹。我们不明白，问她为什么会这么问。
大妈说，我这几天听你们聊天，发现只要有上帝的地方，就会打仗。他很喜欢热闹，喜欢战争吗？我们都笑了，但我现在觉的，大妈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无论是上帝还是臻主的土地，似乎都不太平。或许这两位喜欢战争。而帝国境内，已经不会有战争了，所以臻主离叶尔羌百姓越来越远也说不定。”